“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清楚，才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发展而成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的好制度。

      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土壤

　　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这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就是“权力一元”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人看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才会天下大治，国家才会稳定和谐，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否则便会天下大乱，造成社会纷争与动荡。因此，中国先人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构建中采取了把权力关系变成纵向的等级、横向的集中，最后将所有权力归于一人或一个组织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集中、令行禁止、治乱止争。

　　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权力一元”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理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采用一院制而非两院制的制度设计模式，“一府一委两院”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就明显蕴含着“权力一元”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理念，折射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治国理政思想精髓，获得了中国民众在情感上的认知、认可与认同，是符合我国国情与实际的好制度。

      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先后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学习借鉴了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思想，吸收借鉴了苏联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制度，团结带领人民在苏区革命根据地创建了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在解放区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了《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具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符合我国国情与实际的好制度。

      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尽管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国情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缩小与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差距，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来支撑保障。

　　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成和运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调动一切优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取得成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各国家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有效避免了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中相互推诿、严重内耗的现象，保证了各级国家机关高效协调运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两大奇迹”，充分体现和证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与实际的好制度。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土壤，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伟大实践，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充分彰显了其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反映了人民意愿、维护了人民利益、得到了人民拥护，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有中国特色的好制度。

（来源：党建网 作者：林伯海 曹刚，分别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系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SC21ZDYZ008〕阶段性成果）

编辑：陈可

审核：彭奕川